——我的发小大生
在我们相府胡同的“四头小牛”中，大生是最后加入进来的。原因很简单，他住的离我们比较远，他住的10号院（1959年后改为9号院）离我们院约有20来米。20来米怎么叫远呢？那时小哇，我们刚认识时是在1954年或1955年，都是五六岁，找小伙伴都先从近处开始，近处年龄相仿的都认识了，才往远处发展。
他是我自己认识的，还是通过斗儿认识的，已忘了。
认识他之后，他就带我去他家玩儿。我对初次进他们院儿的情形还有印象。
他们院儿的大门很简陋，就是一个方形框，没有任何装饰。进门是一条由院里西厢房外墙与相邻9号院（1959年后改为8号院）房子后墙组成的夹道，很窄，大约1米多点儿的样子。过了夹道却豁然开朗，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北面是三间带高台阶的大瓦房，还带东西耳房。东面、西面均为格局为“对三间”的厢房，由于西边开了宅门，东边厢房略宽于西边。
大生家住东边的厢房（可能只住靠北边的两间）。对他家情况已记忆不多，只记得里屋有占半间屋子的大通，炕沿刷着油漆，通炕下边都是小门，我猜测里边可收纳杂物。这炕既能睡觉，还兼作箱子，设计得多巧妙。靠北边的墙边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摆放着古旧的摆设。
大生的父亲是照相馆的员工。我的直觉是大生家比我们家进城早得多。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老保定。可不知为什么，因为我是从农村进城的，就觉得所有人都是从农村进城的。
他们院儿像美利金笔行经理张伯伯家住的院子一样，也有一架藤萝，记得去的时候，藤萝架上挂满将军令箭一般的大豆荚。据此判断，我第一次去他家应该是在夏季。
后来又知道了，院里北屋住的是大凤家。东耳房住的是我们胡同里的澡堂清和园的职工老宁。西厢房住的是后来的街道组长，叫什么忘了，但记得她眼睛有点儿斜视。大生的母亲也当过街道组长，当得比西厢房的人要早，大约在1960年前后。院里还有其他住户，现在已想不起是谁了。
大生是我们四个中，最能白活的。爱给我们讲他怎么到胡同外边闯荡，印象中有他怎么跟东大街的孩子打架（相府胡同南口外边就是东大街）的英勇故事，有他自己独闯保定电影院附近大楼（似指南市区政府大楼），偷看舞蹈班训练的刺激故事。他还说要带我们去打东大街的孩子，要带着我们去闯舞蹈班。可我们三个与东大街的孩子一点过节儿都没有，没人愿去。另外，去保定电影院也太远了，还要偷着进陌生的大楼，听着就不安全，我们三个也不愿意去。
他与我们一起玩的情况，除了介绍斗儿时已提到的，能回想起来就不多了，印象深刻的是我俩曾一起去逮蛐蛐。
我们四人中，就喜子养蛐蛐的兴趣不浓，我和斗儿、大生都着迷，经常跑到城郊去逮，我还记得斗儿逮过一只“大红头”，很厉害，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但我却没有和斗儿一起下乡逮蛐蛐的印象。
我和大生一起去逮蛐蛐，大约是在1960年夏天一个星期天，去的是城东的刘庄，那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近，穿过东大街，过东关小石桥，再走不远就到了。
我们是一早出发的，天还没亮就到了刘庄。我们没有进村，而是去了附近的一条大沟。说大沟其实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一条大道，因为沟底有深沉的车辙。沟两边多为葎草和酸枣棵子。那时还不知道“葎草”这么文绉绉的名字，都叫它“剌巴秧”，因为它浑身是刺，很剌手，不过它下面就有蛐蛐。“酸枣棵子”或许应该叫“酸枣窠”，因为下面也是蛐蛐的家。
于是，我俩就用随身带的捅条（捅煤球炉子用的弯出把儿的带尖儿铁棍）扒拉葎草和酸枣棵子，搜索下面的蛐蛐。
我们没有发现大蛐蛐，倒是发现了坡上面是种西红柿的菜地。当时正闹自然灾害，人们经常饿肚子。看到秧架上那些红透的西红柿，我顿时就觉得饿了。其实也真饿了，我们早上出发得太早，就没吃早饭。英雄肚子略同，大生也说饿了。
当时天还没有大亮，我俩趁黑儿悄悄地爬上去，钻到人字秧架底下，拣大个的西红柿吃起来。刚吃完一个，我就感觉地里有动静，一观察，还真有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我这才发现不远儿就有个窝棚，原来这儿有人看着。看来“风紧”，我们得立马“扯呼”，下坡前我们还一人摘了个西红柿。
现在想来，很对不住农民伯伯，可当时还没这么知书达理，就认“吃饱肚子是硬道理”。只能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今天，向农民伯伯说声“对不起”了。
后来我和大生上了同一所小学——瑯瑚街小学。后瑯瑚街小学并入后福盈小学，我们又一起到后福盈小学上学。当时，他到了乙班，我分到了丙班。这种分班法不讲唯一性，刚并校时，我所在班叫“二丙”，过了一年我们班叫“三丙班”，原来的“三丙班”叫了“四丙班”，低我们一年级的班拉班叫了“二丙班”。所以，说起这个学校的某班，根本不知道它是历史上的哪个班。不过当时我们也不觉得乱，觉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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