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浪漫主义幻想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必然后果。很难说作者是更多地批判了浪漫主义，还是更严厉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他对前者的批判，正是对后者的控诉。爱玛是个为人所不齿的女人，但她主观上比周围的人更向往崇高。她希望丈夫有所作为，希望有个聪明、勇敢的男子汉受她崇拜，然而她周围只有一些目光短浅、唯利是图、毫无英雄气概的资产者。她有弱点、有过失，她虚荣且不切实际，但她并不是罪魁祸首，她不曾加害于人，倒是人们常加害于她……福楼拜写爱玛，与其说是描写一个失足的女性，不如说是塑造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惨遭摧残的浪漫主义者。爱玛的矛盾、痛苦，她的梦想和追求，她所受到的欺骗、愚弄和背叛，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作者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泣。”[27]
福楼拜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与绝望。他不屑与资产阶级庸人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28]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福楼拜将自己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中领悟到，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追求会把人引向怎样的误区。无怪乎他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爱玛，就是我！”
四
的确，除了艺术，福楼拜对一切都持消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政治。他憎恶所有的政党，认为它们都同样浅薄、虚伪、汲汲于实用主义的利益。他恼恨资产者对艺术的冷漠，更痛恨保守的法兰西学院和激进的社会党人对艺术的干扰与限制。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不肯依附任何政党或利益集团，也容不得任何强加于人的原则或信条。他认为要艺术削足适履等于将艺术置于死地。福楼拜一生见证了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六月起义、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及第二帝国的建立等多次政权更迭，他始终以独立不羁的超脱态度，和政治保持着距离。“对全部政治，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骚乱……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也不能做，这绝对是一回事”[29]。这一思想，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中有十分形象的反映。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的作品中画面最广阔，也是最具历史文献价值的一部小说。严格说来，这是一部非小说化的小说，几乎没有主题、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跌宕起伏和高潮，平淡得如同日常生活。小说以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的生活为线索，铺开了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六月起义……直至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整段历史，描述了各个时期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为了准确地描述这段历史，福楼拜曾大量收集资料，认真研究当时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但作者所关注的，显然不是各派政治主张的孰是孰非，而是结合重大历史事件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展陈人们在生活浪潮中的沉浮和在政治动荡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他采取凌驾于世人之上的俯视态度来观察和描绘这一切，他“以惊异的眼光看待人类生活，犹如出神地观看蚁穴”。所以《情感教育》尽管大量涉及政治，却不是一部政治小说，而是描写人性的小说。
正如莫泊桑所说，福楼拜笔下的每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典型。他在戴洛里耶身上概括了焦急地期待社会动乱，以便从中寻求发迹机会，而一旦捞得一官半职，立刻与民众对立的“革命者”；在塞内卡尔身上刻画了言辞激进，从鼓吹社会主义转变为拥护拿破仑三世的十二月政变，乃至亲手杀害昔日伙伴的极“左”派共和党人；通过当布勒兹的形象揭露大资产阶级在政治动荡中的变色龙伎俩、保持权力的手段和敌视人民的本能；通过马蒂侬勾勒出谨小慎微、浅薄平庸，但却精于趋奉权贵的官场宠儿；他描写鱼龙混杂的民众在革命中的盲动行为，三流艺术家佩勒兰、蹩脚文人瓦特纳兹小姐、于索奈等的追风赶浪，也怀着真挚的同情刻画了正直勇敢、禀性善良的共和主义者杜萨迪埃——一个真诚相信“共和”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而甘心为之献身的好汉；还有崇尚空谈的“伟大公民”雷冉巴尔、行为荒唐有时却不失豪爽的画商阿尔努、温良贤淑的阿尔努夫人、天真未凿的路易丝·罗克、沦落风尘却真情未泯的萝莎奈特、工于心计的当布勒兹夫人……每个人物都独具个性，同时又有很高的概括性。这都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挟带着各式各样的弱点或错误，作者仅仅客观地描写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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