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弗里德·凯勒继承了德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不是三四十年代的肤浅的资产阶级作家，以至同时代的空谈“解放”的“青年德意志”派所能望其项背的。他的作品既不同于前者的消极的狭隘的现实描写或者伤感的浮泛的主观抒情，也不同于后者的鼓吹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所谓“倾向小说”。他力图在自己的每部作品中把现实生活加以诗化，同时又把诗意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这种创作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仍以绿衣亨利的世界观的转变为例，这个主人公在作品中决不是像一般突变论者所设想的那样，似乎一旦接受了唯物主义哲学，就产生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恰巧相反，思想问题、道德问题在这部名著中始终没有停留在逻辑概念的平面上，而是可以说作为生活之树的青枝绿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事实上，亨利从童年时期起就不断遇到这些问题：例如，他饭前在妈妈面前大声祈祷便感觉羞愧；他幼稚地想到上帝，想到上帝和人的关系；他的撒谎和偷窃之后受到懊悔的折磨；他很小就思索过劳动和报酬的问题，经常记起对母亲应尽的责任，等等。作者从这些生活琐事着手描绘主人公的道德情操的高尚化过程，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不仅仅是为了使抽象的思想意识问题显得更加形象化、更加自然、更加适应于一部艺术作品；其中尤其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即尤其应当从这里看出作者对于道德教育的唯物主义的感性理解。
绿衣亨利在伯爵府里，特别是在窦绿苔的影响下接受费尔巴哈哲学，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那位活着的哲学家……好像一只魔鸟栖息在寂静的丛林里，用它的歌声把上帝从千万人的心中驱逐出去了。”但是，对于绿衣亨利，无神论决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决不是一只“魔鸟”的“歌声”，而正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自我教育，逐渐从宗教信仰转向伦理观念的必然结果。亨利很小就能够像一个自觉的清教徒，经常严格地审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努力使自己变得像玻璃一样，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看得透彻分明。例如，他在认识伯爵父女之前，曾经由于对自己的老师罗莫尔忘恩负义而感到后悔，但他当时却明确地表示：他“宁愿毫不慈悲地就此事对我自己进行斗争，完全从世俗的道德观点出发而绝对不是从宗教观点出发来批判自己”。当他“需要通过向别人坦白和听到来自他人之口的安慰，来达到消除良心上沉重的感觉或者受人原谅的目的”时，尤蒂特向他指出：“这是办不到的！你良心上的谴责对你来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面包，你一生都应该咀嚼它，用不着我给你在上面抹上宽恕的奶油！”——他越想越觉得尤蒂特讲得有道理，于是下定决心：“我要永远不忘掉自己犯过的罪过，要永远把这种意识十分鲜明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正因为如此，这种决心在我看来，是唯一可能的抵罪的办法。”正是这样自觉而又严格地要求自己，绿衣亨利才能在费尔巴哈哲学的鼓舞下进一步走向人民，也才能达到胸襟更加宽阔，感情更加成熟，从而使自己在命运上同人民更加融成一片了。
在《绿衣亨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潜在着一个人民生活的环境。不论主人公在漫游和追求中遭遇什么样的挫折，他周围总有那么一股温暖的人民气氛。这种气氛既不同于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周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严酷气氛，也不同于歌德的小说中那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雅气氛。弥漫在《绿衣亨利》中的是诚恳的、坦率的、欢乐的人民气氛，它是这部宏伟史诗得以建立的基础。在人民节日的奇异舞台上，作者以雄浑的造型力量描绘了瑞士民主制度下的人民，这一点使本书显著地区别于西欧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名著。
作者热爱生活，特别热爱瑞士的淳朴的民主生活，但是他没有美化和粉饰这种生活中的阴暗面，而是以善意的嘲讽态度加以指摘。在《威廉·退尔》的演出活动中，人民演员们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参加演出，在演出的同时还有人在讨论公路经过自己门口的“合理性”，在坚持自己的私利。主人公亨利看到木材商人和饭店老板这些“模范人物之间各自固执己见，在公用事业问题上提出个人的要求，突出自己的功绩和声望”，因而感到“瑞士人小气、自私、心胸狭窄”，并且产生反感时，安娜的父亲——那位小学教师却要求他“以容忍的态度对待这些在其他方面很正直的人也未能免除的人情之常的缺点”。在场的州长则进一步向亨利解说道：
“……州议会议员先生和狮子饭馆老板这两个人，你都可以确信，如果国家遇到危险，他们都一定会拿出全部家产来救国，如果其中一个人遭逢不幸，另外那个人也会牺牲全部家产来救他，也许正因为今天他们在这条路的问题上双方那样力争，各不相让，他们一旦遇到对方遭逢不幸时，才更会毫不踌躇地救助他。所以，为了将来参考，你要记住这话：谁要不肯公开亲自争取和保卫自己的利益，谁也就永远不会自动为他的邻人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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