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亨利和威廉·迈斯特一样，他们尽管在艺术上犯了错误，走了弯路，他们为艺术而牺牲的一大段时间对于他们的自我教育却也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如前所述，亨利的成长当然离不开他的民族环境，离不开瑞士的民主土壤。他从国外回来，看见祖国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到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空气，看见人民在劳动，在发表意见，终于从中发现了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他同故乡人民的生动的关系，构成了他从中接受教育、取得有效的公民地位的主要因素，这是他比一般的艺术悲剧的主人公更为幸运的。但是，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如果他没有经过在艺术上长期的追求和迷误，他在同样的环境中就不可能那么自觉地同人民发生联系，也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获得艺术不是人生的目的、一个人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中才能生存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真理。
在前面提到的各种广义的“教育小说”中，主人公们在生活上遭受了挫折，并从这些挫折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之后，大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入哲学的思维，逐渐使自己的性格的成熟化和定型化成为可能。其实，他们不过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凭借自己生活经验偶尔印证过的个别原则，继续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甚至不过是歪曲那些原则来粉饰和放纵自己卑鄙的私欲，如拉斯蒂涅、于连之类。《绿衣亨利》的主人公同那些主人公相比，他的哲学教育具有先进的性质和明确的形式，更具有实践的一贯性，因此必然产生更大的说服力和教育意义。
亨利在慕尼黑学画失败后，心灰意冷，准备回国，途中遇见了窦绿苔和她的父亲。这一对伯爵父女是费尔巴哈的信徒，在思想上比黎斯的肤浅的文化修养要高得多，因此不仅从精神危机中挽救了亨利，而且教导他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在哲学上建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后，他才能明确地认识到宗教的先验的冲动必须化为实际生活的伦理行为，认识到人的社会责任应当放在人生使命的首位；他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物质美，才能真正懂得并努力实现使精神具体化、使自然伦理化的神圣职责；他才能真正在为人民服务中找到他过去在艺术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即把真、善、美三者统一起来。
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解放作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过精深的阐述：“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正是费尔巴哈的哲学“解放”了绿衣亨利，使他最终解决了他长期在宗教和现实生活之间所面临的矛盾——“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
但是，恩格斯还指出，费尔巴哈哲学在“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推翻“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的同时，还“情有可原”地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我们不应当忘记，从一八四四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
读者很自然地会发生疑问：作者把费尔巴哈哲学作为主人公的世界观的转折点，有没有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弱点”呢？
诚然，费尔巴哈哲学的“弱点”，特别是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唯心主义残余，例如把“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这种纯粹人的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不能不对于凯勒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同样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前文涉及的人物性格的“断念”情绪，连同绿衣亨利和尤蒂特最终仍然没有结婚的心理原因，未尝不也是那些消极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对照之下，才显露出它的种种弱点的。《绿衣亨利》的作者却是在绿衣亨利所处的灰色的漫画式的神学环境中，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这片绿洲，这种自称“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解放作用”对于他毕竟是主要的，他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所达到的文学成就毕竟是主要的。
现实主义本来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创造中的实践和体现。《绿衣亨利》的作者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决没有也决不可能试图通过人物形象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图解式的宣传；然而，他在自己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活动中，充分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伟大成就以及他为世界做出这种成就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事招摇的纯朴”[8]，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费尔巴哈。例如，费尔巴哈把人孤立化、抽象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而凯勒在艺术创造中对于人的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解，却几乎接近“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想用“爱的伦理”来代替一神教，而凯勒在作品中用以代替传统宗教信仰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诚恳而切实的社会责任感；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的直观”，却不懂得“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意义，而凯勒却让主人公绿衣亨利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教育，强调社会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过程的重要性（须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家凯勒在哲学思维上自觉地超过了费尔巴哈。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仍然应当属于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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